癌症治疗最不能忽视的5个第一次，强烈建议收藏！

发布时间：2026-08-13  作者：盛诺一家  更新时间：2026-08-13

一个人一生中，会经历很多“第一次”。

第一次上学、第一次工作、第一次成为父母。但很少有人会想到，有一天，我们可能还要面对另外一些“第一次”。

过去十多年，因为工作的关系，盛诺一家接触过很多癌症患者和家庭，我们一个越来越深的感受是：癌症治疗是一条很长的路，但这条路上的每一步，并不是同样重要。

（来源：ChatGPT）

有些决定错了，还可以调整；有些决定，却可能影响后面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治疗路径。

所以，如果要从漫长的抗癌过程中，挑出几个尤其值得患者和家属认真对待的节点，我想提醒大家注意下面这5个“第一次”。

它们未必决定一切，但在很多时候，它们可能改变你接下来的人生路径。

美国演员Fran Drescher曾因电视剧《The Nanny》（《保姆俏女佣》）走红，但在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她的身体开始出现异常。

她后来多次公开讲述过那段经历：为了弄清楚自己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她前后经历了两年时间、8位医生。

因为她当时只有四十出头，而且不符合医生印象中典型的子宫癌患者画像，一度被认为只是围绝经期问题。直到第8位医生为她进行活检。

结果是：子宫癌。幸运的是，确诊时仍然处于Ⅰ期。

Fran Drescher参加抗癌公益活动（来源：Wikimedia Commons，CC BY-SA 3.0许可）

这个故事里最值得癌症患者注意的，其实不是“8位医生”，而是一个非常基本，却经常被忽略的问题：在讨论怎么治疗以前，我们是不是真的已经弄清楚——它到底是什么？

在肿瘤医学里，“癌症”从来不是一个足够精确的诊断。

什么癌？什么病理类型？什么分期？有没有转移？分子特征是什么？有没有某些特殊的基因突变或者生物标志物？这些问题中的任何一个答案发生变化，都可能改变后面的治疗。

这也是为什么在国际大型癌症中心，外院患者前往就诊时，重新审阅病理切片、影像资料，并不是一件罕见的事。

一项关于乳腺癌患者第二诊疗意见的研究中，经过多学科团队重新评估后，43%的患者出现了诊断层面的改变；其中很多改变来自影像重新评估以及进一步活检。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43%的患者此前都被“误诊”了，很多变化是对病情进行了更精细、更完整的重新定义。

但对于患者而言，这个区别非常重要。

因为治疗就像盖一栋房子：手术、放疗、化疗、靶向治疗、免疫治疗……都是后面一层层盖上去的楼；而诊断，是地基。

地基如果发生变化，上面所有的方案，都可能需要重新计算。

所以癌症治疗的第一个“第一次”，不是第一次吃药，也不是第一次手术。而是：第一次真正把自己的病弄明白。

1996年，25岁的自行车运动员兰斯·阿姆斯特朗（Lance Armstrong）被确诊睾丸癌。

发现时，已经不是早期。癌细胞已经转移到腹部、肺部和脑部。

后来参与他治疗的人中，有一位在睾丸癌治疗史上非常重要的医生——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Lawrence Einhorn教授。

上世纪70年代，Einhorn和团队将以顺铂为基础的联合化疗引入转移性睾丸癌治疗，彻底改变了这种疾病的预后。

印第安纳大学医学院至今在Einhorn的官方介绍中专门提到：他后来使用自己开创的治疗体系治疗了阿姆斯特朗。

印第安纳大学医学院官网Einhorn教授介绍页面

即使当时已经出现腹部、脑和肺转移，阿姆斯特朗最终仍然存活下来。

这里当然不能得出一个简单结论：“只要找到名医，就一定能治好癌症。”

医学从来没有这样的保证。但阿姆斯特朗的故事至少告诉我们另一件事：对于复杂、罕见或者已经进入晚期的癌症，谁最了解这种疾病，有时候非常重要。

很多患者确诊以后，第一个问题是：“这个医生好不好？”

但在这个问题之前，其实还有两个更大的问题：这个国家在这种癌症上处于什么水平？这家医院是不是长期、大量地治疗这类患者？

比如：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SEER数据库显示，美国癌症5年生存率达到70.5%；印度暂无全国性的统一权威数值，来自泰米尔纳德邦Dindigul地区癌症登记研究的数据显示，其癌症5年生存率约为29%。

那么，选择到美国治疗，还是到印度泰米尔纳德邦Dindigul地区治疗，就天然具有了41个百分点的差距。

不同国家的癌症5年生存率数据

而医院之间的差距，有时候也并不在于有没有某一台机器。

真正的差距可能来自病理医生见过多少这样的切片，外科医生一年做多少台这样的手术，肿瘤内科医生是否熟悉最新药物，医院有没有相关临床试验，以及一个复杂患者出现问题时，背后有没有一整支团队可以迅速接手。

这也是为什么癌症治疗中，“选国家”“选医院”和“选医生”本身就是治疗的一部分。

尤其对于罕见肿瘤、复杂手术、儿童肿瘤、复发难治癌症，以及已经经过多线治疗的患者，这种差别可能更加明显。

所以第一次选择医院的时候，不妨多问自己一个问题：我寻找的究竟是一家“很有名的医院”，还是全世界最擅长解决“我的这个问题”的医疗系统和团队？

这两个问题，看起来很像，实际上并不完全相同。

很多癌症患者确诊以后，会拼命寻找一个答案：“最好的治疗方案是什么？”

但真正进入现代肿瘤医学以后，会发现这个问题越来越难回答。因为同一个患者面前，可能同时摆着几条路：

• 先手术，还是先做新辅助治疗？

• 化疗还是靶向治疗？

• 要不要放疗？

• 能不能保留器官？

• 有没有必要做基因检测？

• 有没有免疫治疗机会？

• 标准治疗之外，有没有值得考虑的临床试验？

（来源：摄图网）

真正困难的地方，并不是每一种治疗都没有答案。而是这些答案，需要放在一起比较。

这正是多学科诊疗（MDT）存在的重要意义：

• 外科医生天然更熟悉手术；

• 放疗医生更了解放射治疗；

• 肿瘤内科医生每天面对的是药物；

• 影像科、病理科、遗传咨询乃至不同亚专科医生，看到的又可能是疾病的另外一面。

真正复杂的癌症，很难只从其中一个角度得到完整答案。

关于第二诊疗意见的研究也提供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观察：它的价值并不只是简单地“推翻原方案”。有些患者的治疗会加强，有些患者反而可以减少不必要的治疗；真正的价值，是重新校准诊断和治疗，使方案更适合这个具体的人。

这也是为什么，在美国很多大型癌症中心，复杂患者往往不是一个医生在孤立地决定所有事情。一个好的治疗方案，本质上是在回答：对于眼前这个具体的人，在所有可以选择的路径中，哪一条路的收益、风险和未来空间更合适？

而这里还有一个癌症患者很容易忽略的问题：第一次治疗不仅影响今天，也可能影响明天。

手术切多少？什么时候放疗？先用哪一种药？是否保留某些后线治疗？……这些决定，有时会影响患者复发以后还能不能手术、还能不能再次放疗、还能使用哪些药物。

所以第一次制定治疗方案的时候，不仅应该问：“现在应该怎么治？”

还应该多问一句：“如果这个方案没有达到预期，下一步怎么办？”

真正成熟的癌症治疗，很少只准备Plan A。

癌症治疗很少是一条笔直的路。很多患者在治疗过程中，都会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时刻：

• 药物用了几个月，肿瘤不再缩小，甚至重新长大了；

• 原本有效的靶向药，出现了耐药；

• 化疗副作用越来越大，身体已经难以承受；

• 医生认为应该手术，但肿瘤位置太复杂，手术风险太高；

• 或者更让人绝望的一句话：“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好的治疗办法了。”

对于一个癌症家庭来说，这往往是整个治疗过程中最容易陷入绝望的时刻之一，但也是最值得重新审视整个治疗地图的时刻。

因为医生所说的“没有办法”，很多时候需要问清楚：究竟是医学真的已经没有办法了，还是眼前这家医院、这个医生、这个国家现阶段没有更好的办法？

这两句话之间，有时候隔着很远的距离。

情形1：一种药耐药了，不代表这种癌已经无药可治

靶向治疗时代，一个越来越常见的问题就是耐药。

（来源：摄图网）

以EGFR突变肺癌为例：第一代EGFR靶向药曾经让很多晚期肺癌患者获得明显缓解，但几乎所有患者最终都会面临获得性耐药。后来研究人员发现，一部分患者的耐药与T790M突变有关。

于是第三代EGFR抑制剂奥希替尼出现了。再后来，针对更多耐药机制的新药和联合治疗又不断进入临床研究。

这背后其实代表了现代肿瘤医学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耐药不再只是一个治疗终点，它同时也是一个重新认识肿瘤的起点。

为什么耐药？肿瘤发生了什么变化？是否出现新的突变？是否需要重新活检？有没有新的靶点？有没有针对这个耐药机制的下一代药物？……这些问题的答案，有可能重新打开一条治疗路径。

所以第一次遇到耐药时，最重要的事情之一，不一定是马上换药。而是先弄清楚：为什么原来的药失效了？

情形2：“不能手术”，也要问一句：是谁判断的不能手术？

还有一种常见的治疗瓶颈，是手术。

（来源：摄图网）

肿瘤太大；位置太复杂；侵犯重要血管；靠近关键神经或者器官；患者年龄大、基础疾病多……于是得到一个结论：“手术风险太高，不能做。”

这个判断当然应该被认真对待。

但对于复杂癌症来说，“能不能手术”有时并不是一个绝对的医学事实，它还与医院和外科团队的经验有关。一家医院一年只遇到几例的复杂手术，在另一家高度专科化的癌症中心，可能已经积累了数百例经验。

同一个影像资料，不同外科团队对可切除性的判断，也可能不同。

这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冒险手术。恰恰相反，越是高风险的手术，越应该找到真正大量处理过同类病例的团队，让他们回答：这个风险到底有多大？有没有办法降低风险？手术带来的收益是否值得承担这个风险？

有时候，真正需要寻找的不是一个“敢做手术”的医生，而是一个知道什么时候值得做、什么时候不应该做的医生。

情形3：当标准治疗走到尽头，医学可能还有另一张地图

还有一些患者面对的瓶颈更加直接：指南里的标准治疗，已经用得差不多了。

一线失败，二线失败，三线也失败。这时候，很多家庭会产生一种非常自然的感觉：是不是已经走到医学的尽头了？

但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标准治疗的尽头，并不一定等于医学研究的尽头。

2017年，美国FDA批准了首款CAR-T细胞疗法。但在它正式获批前5年，就有一位叫艾米丽（Emily）的晚期白血病患儿，通过临床试验接受这种治疗。如今已经是接受治疗后的第14年，她仍然健康地活着。

2025年艾米丽20岁生日在社交平台发布的照片

也许你觉得艾米丽离你很遥远，那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就在艾米丽接受治疗4年后、CAR-T仍然未在美国获批的2016年，有一位国内血液肿瘤患者，通过盛诺一家转诊到美国哈佛医学院教学合作丹娜法伯癌症研究院治疗。

出发之前，他并不知道CAR-T细胞疗法的存在，但哈佛医学团队评估、建议下，他获得了参加CAR-T临床试验的机会。而国内直到2021年才首次批准CAR-T上市，他比国内患者领先了足足5年。

（来源：丹娜法伯官网）

所以，在某一种治疗真正写进指南、进入医院、成为“标准答案”以前，它往往已经在世界某些权威医学中心里被研究了很多年。

今天同样如此。ADC、双特异性抗体、CAR-T、TCR-T、肿瘤疫苗、新一代靶向药……很多治疗在成为标准治疗之前，都要经历漫长的临床试验阶段。

对于绝大多数患者而言，标准治疗仍然应该是第一选择。但对于已经缺少标准治疗选择的患者，高质量的临床试验本身就是现代肿瘤医学的一部分。

所以第一次听到“没有标准治疗可以用了”时，还有一个问题值得问：全世界正在研究什么？

这时候，治疗视野就不能只停留在一张指南上，它需要被重新打开。

情形4：有时候，真正的瓶颈不是癌症，而是患者已经承受不了治疗

还有一种瓶颈经常被忽视：药是有效的，方案理论上也正确，但是患者已经坚持不下去了。

严重恶心、呕吐，骨髓抑制，神经毒性，心脏毒性，感染，体重快速下降，疼痛，长期治疗带来的身体和心理消耗……这时候，问题已经不再只是“什么药对这个癌最有效”？而是：“什么治疗，是患者真正能够完成的？”

一个医学上最强的方案，如果患者根本无法完成，它就未必是这个人最好的方案。

调整剂量、改变给药方式、积极处理副作用、更换方案、加强营养和支持治疗，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暂停治疗——这些都可能是治疗的一部分。

现代癌症治疗追求的从来不只是把肿瘤缩得越小越好，而是在疗效、风险和生活质量之间，寻找一个对这个具体患者最合理的平衡。

（来源：摄图网）

小结：

所以，癌症治疗第一次遇到瓶颈的时候，我特别希望患者和家属不要急着把它理解成：“路走完了。”

它真正意味着的，可能只是：原来的这条路，走到头了。

这个时候，最值得做的事情，是重新把地图打开——重新看病理；重新看影像；重新看分子检测；重新寻找更有经验的医院和医生；重新检索新药和临床试验；甚至重新看看，世界其他地方正在怎样治疗同一种疾病。

因为医学的发展从来不是同步的。一种药物、一项技术、一台设备、一种手术方式，从世界上某个地方第一次出现，到最终成为所有患者都能获得的标准治疗，中间往往存在时间差。

而对于正在和癌症赛跑的人来说，这个时间差，有时候就是机会。

这是所有癌症患者最不愿意看到的两个字：复发。

我们当然希望每一位患者第一次治疗就获得长期治愈，但讨论癌症，就不能回避复发。

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解释，癌症之所以可能复发，是因为第一次治疗后，可能仍有极少量癌细胞存活下来。当时它们少到现有检查无法发现，之后经过一段时间重新生长，最终再次被检测到。

而癌症真正致命的部分，很多时候恰恰与转移有关。2025年发表在《Signal Transduction and Targeted Therapy》的一篇综述指出，癌症转移与超过90%的癌症相关死亡存在因果关联。

关于癌症转移的综述文章

但这里有一个特别容易被误解的地方：复发，不等于把第一次治疗重新做一遍。因为复发以后的癌症，可能已经不是第一次确诊时那个完全相同的对手。

经过手术、化疗、靶向治疗、免疫治疗之后，肿瘤细胞可能发生克隆选择和演化。原来的敏感药物可能出现耐药，原来没有检测出的靶点可能变得重要，甚至一些肿瘤的关键生物标志物，在复发以后也值得重新检测。

例如在乳腺癌中，专业文献建议，在条件允许时，对复发病灶重新评估ER、PR和HER2等状态。

所以第一次复发时，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不是“上一次的药还能不能继续”？而是：“现在的这个癌，和第一次相比，发生了什么变化？”

是否需要重新活检？是否需要重新做分子检测？有没有新出现的靶点？过去几年有没有新药获批？有没有第一次治疗时还不存在的临床试验？在国内没有机会的治疗，在美国、日本、欧洲是否已经成为标准治疗或者进入临床研究？……

这些问题，在第一次复发时，都值得重新打开。

（来源：ChatGPT）

因为癌症医学发展得非常快。患者第一次确诊时的“世界治疗地图”，和三年以后第一次复发时看到的地图，可能已经不一样了。

过去十几年，我们看到过一些患者，第一次治疗时并没有太多选择，但复发时，一种新的靶向药已经上市；也看到过一些患者，标准治疗几乎走到尽头，却因为进入临床试验，比药物正式上市提前几年获得新的治疗机会。

所以面对复发，最危险的一个念头可能是：“以前怎么治，现在继续怎么治。”

第一次复发真正意味着的，是一次新的疾病评估，也是一次新的医疗决策。

你需要重新认识这个对手。也需要重新看看——今天的医学，已经走到了哪里。

写到这里，你可能已经发现：癌症治疗最不能忽视的5个“第一次”，其实对应着五个很简单的问题。

• 第一次确诊：我得的到底是什么？

• 第一次选择治疗目的地：谁最擅长解决我的问题？

• 第一次制定方案：所有可能的路，我都看过了吗？

• 第一次遭遇瓶颈：是真的没办法，还是只是这里没有办法？

• 第一次复发：今天的疾病和今天的医学，分别发生了什么变化？

没有任何医生、医院或者医疗服务，可以承诺一个癌症患者一定治愈。医学能做的，从来不是消灭所有不确定性。

但我们可以做另外一件事：在那些真正重要的节点上，尽量减少因为信息不足、判断仓促和选择局限带来的遗憾。

（来源：摄图网）

癌症治疗有时候很像在雾里走一条很长的路。你不可能在出发的时候，就看见终点。但每走到一个重要的岔路口，都应该停下来看看地图：看看自己在哪里，看看前面还有哪些路，也看看这个世界上，是否已经出现了一条昨天还不存在的新路。

这也许就是面对癌症时，我们能够给予自己和家人最重要的一种确定性：不是保证每一次选择都正确，而是在每一次重要选择到来之前，尽可能看见更多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