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国看病治疗脑瘤:在家人朋友的帮助下回归无癌生活

以下文章截取自Jack在Living Proof 的讲话： 2009年7月庆祝生存会议。

我叫Jack Coates,是一名癌症患者。2001年5月，我19岁，被诊断出脑瘤，叫做成神经管细胞瘤。诊断的当天正是我要搬出父母家里,和兄弟们住进自己小窝的时候。

上高中时，我是棒球运动员，足球运动员和摔跤选手。我体重180磅，有一头浓密的棕色卷发。大学时我成为棒球队一名投球手，但一年的大学生活过后我认为大学并不适合我。

我开始在波士顿港口工作，把新的奥迪和大众车开下来送到经销商那里。这是我梦寐以求的工作，能挣到不少钱，我的生活很顺利。

有天下班时我约了我的初级护理医生，因为近一直头疼、恶心、对光敏感。我和我的家人都认为是过敏。我们的想法多么错误啊。

经过检查，我了解到自己得了脑瘤，并立刻在波士顿儿童医院做了手术。之后的两年，在丹娜法伯 接受化疗和放疗。

现在治疗结束了，但我仍然去丹娜法伯医院。医生帮我处理疾病以及治疗疾病对身体和情绪产生的长期影响。

被诊断为癌症太难以让人接受了，作为存活者生活更难。我比以前反应慢，也没有以前强壮。

例如，我不再去Fenway Park看Red Sox的比赛，因为那太拥挤，人们慌忙的跑来跑去。我没有他们的动作快，如果我拿着水，再走到座位时，水已经洒完了。

记得上一次去看比赛，我摔倒在楼梯上，妈妈帮我站起来，当我看到她的表情时，我觉得好还是在家里看比赛吧。

作为癌症存活者，我有很多顾虑。例如，一般人打嗝，他们可以通过喝水或者屏住呼吸控制。如果是我，要去做核磁共振，因为打嗝有可能意味着脑瘤的出现。

现在治疗结束了，我仍然担心化疗和放疗带来的长期影响。也担心每年一次的核磁共振检查：肿瘤会不会重新长出来？

很多年轻人拥有的快乐我却没有，比如俱乐部活动和旅行。我仍然和父母住在一起，一直都会感觉累，多数时候9点或者10点我去睡觉了。

有时会感到孤独。但换个角度想想，我感觉自己是幸运的。我有机会上学、做运动、参加舞会，有很多朋友，甚至学习开车。

在癌症治疗的过程中认识的许多朋友都没有过这样有趣的经历。还有一些朋友甚至没有机会告诉别人他们是癌症存活者。

我在一个组织认识了一些新的朋友，这个组织为青少年以及成年脑癌患者服务，它的全称是：通过教育、心理辅导和社交走向成功。我们每月见一次，一起吃饭、玩游戏、进行讨论。

和大家相处很舒服，可以做自己，说出自己的感受，不会被评论。对我们当中的很多人来说，见面是每个月开心的时刻。

这么多年家人给了我很多帮助，母亲叫我起床、上课、参加招聘会。她帮我寻找兼职工作，鼓励我去健身房健身，以保持胳膊和腿部的强壮。

父亲在任何事情上都尽力帮助我。我的姐妹Kelly提醒我作为一个大孩子要自己动手做事情。感谢医生、护士、理疗师和朋友们。更要感谢我的家人以及他们对我的关爱、鼓励和永不停息的支持。

美国联盟医疗体系所属丹娜法伯癌症研究院，是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癌症专科附属医院，是美国联邦政府、国立卫生研究院指定的综合性癌症治疗中心；在癌症基因定位治疗、癌症免疫治疗、癌症内分泌治疗、癌症生物治疗及癌症疫苗等方面，并拥有1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出国看病不再难

目前包括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附属布列根和妇女医院、麻省总医院、丹娜法伯癌症研究院、斯波尔丁康复医院、麦克莱恩医院等在内的美国联盟医疗体系已与中国大的海外医疗服务机构--北京盛诺一家医院管理有限公司签署官方合作协议，来自中国的患者可以顺利地转诊到美国进一步治疗。北京盛诺一家医院管理有限公司为中国客户赴美医、出国看病、美国哈佛医学专家远程咨询等提供快捷的国外专家预约、住院预约、辅助签证、医学资料收集、医学翻译以及海外陪同等去国外看病所需的全程服务。

凤凰网原文链接：http://fashion.ifeng.com/health/detail_2012_11/27/19573846_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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